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四川省眉山人，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。他仕途坎坷，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旋涡，动辄得咎，屡遭贬谪。但在文学上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就，散文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；诗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，首开宋代诗歌新风气，词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。书法、绘画也有很深的造诣，也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杰出的领导者。

　　苏轼与李白一样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据史籍记载，从北宋元丰七年（1084）至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多次到庐山，三探石钟山，并游览了都昌县的南山，留下了众多的诗文和轶事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于《游石钟山记》和《题西林寺壁》两篇诗文。

　　形似宏钟的湖口石钟山，屹立在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。山上秀石玲珑，楼阁雅趣。石钟山何以得名，古人众说纷纭，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：一种是北魏《水经注》的学者郦道元的“以声定名”的说法。他认为“山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搏”，所以声如洪钟。第二种是唐代江州刺史李渤的“敲石有声”的说法。他曾在石钟山的潭边捡到两块石头。用棒子敲打，南边的那块石头声音厚重模糊，北边的那块石头清脆高亢，余音很久才消失。第三种说法是“以形定名”。清代学者彭玉麟说：“盖金山内空，如钟覆地……山势上锐下宽，似宜以形论，不以声论。苏东坡对郦道元的说法有怀疑：“今以钟磐置水中，虽大风浪，不能鸣也，而况石乎？”他更不相信李渤的说法：“石之铿然有声者，所在皆是也，而此独以钟名，何哉？”

　　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）元月初九的晚上，他送儿子苏迈去江西德兴县上任，途经湖口，日夜泛舟在石钟山绝壁之下，借着月光和火把进行了实地考察，才得揭开了“石种”的奥秘，写出了不同凡响的《石钟山记》。

　　月下的石钟山笼罩着阴森、恐怖的气氛，悬崖绝壁，黑影憧憧，山上夜宿的老鹰，被水上的人声惊起，几声怪叫，划破夜空。使人毛骨悚然，苏东坡“心动欲返”，正打算回去。忽然，有巨大的声响从水上发出，“噌吰”——“噌吰”——，就象钟鼓齐鸣，响个不停。这奇怪的声音，使舟子大为震惊，但却鼓舞了苏轼父子，勇往直行，孤舟深入，查个究竟。原来山下潭边，尽是石窟石缝，也不知有多深，江水流进里面，激荡澎湃，发出钟鼓似的巨响，这不就是“水石相搏，声如洪钟”吗？看来，郦道元的说法是有根据的。但苏轼父子并没有浅尝辄止，就此停步，他继续向前调查、探险。当小舟回旋曲折来到两山之间，将要泊入港口的时候，一块能坐百多人的大石屹立在水道正中，内部空心，外部多孔，吞风吐浪，发出窾坎镗鞳的钟鼓之声，与方才的噌吆之声互相应和。石钟山命名的奥秘终于被识破，苏轼非常高兴，对他的儿子苏迈说：“事不目见耳闻，而臆断其有无，可乎？”在这里，作者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考证，揭示了一个治学办事的普遍道理：凡事须身体力行，耳闻目见，不可道听途说，主观臆断，以讹传讹。苏轼《石钟山记》这篇融记事、写景、说理、抒情为一体的散文，以富于哲理而千古流传，并选入大、中学语文课本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考察石钟山的功绩和他的非凡文采，在石钟山上建有怀苏亭，并竖立了《石钟山记》的碑刻，“地以名贤重”。自从苏轼月夜游石钟后，这里便成为文人雅士必游之地。

　　元丰七年（1084）四月下旬，苏轼从湖北黄州调河南汝州的赴任途中，漫游了庐山，他从山西南的圆通寺到东南的开先寺、栖贤寺、观音桥，还在温泉洗了个热水澡，最后来到了山西北的西林寺。西林寺乃东晋高僧慧永所建，殿塔宏峨，高僧云集，名重一时。寺主持早就仰慕苏东坡的文名，想请苏轼赋诗一首，为西林增色。

　　苏轼在西林寺壁前观摩长久，见壁上有前朝诗人谢灵运、孟浩然、李白、白居易题咏甚多，意境高远，妙语如珠，自己实在不愿动笔。无奈主持一再要求，亲为磨墨，捧砚相随，盛情难却，冥思片刻，即索笔题诗：

　　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　　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　　主持手捧砚台，屏气看他写完最后一个字，连声称赞：好诗好诗。他高兴得差点失手丢了砚台。

　　庐山重恋叠嶂，峙立江湖之上，掩映在云雾之间，使人难见其真面目。在苏轼游庐山以前，不少诗人和游人曾有与苏轼同样的感受，但未通过诗文表现出来。苏轼在庐山南北反复游历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细致地观看庐山，体会到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所看到的庐山的山势和山景也不尽相同。如果不看庐山的全貌，只看到它的一隅，就乱加评论，难免有失偏颇。从这个感受出发，他引伸出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：局外人有时比局中人更能看到事物的真相。从这以后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这一生活哲理，被后人视为格言而广泛应用于生活之中。

　　也在这一年，苏轼往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探望弟弟苏辙，舟过鄱阳湖，游览了都昌县的南山崖，刻诗于“野老泉”。诗曰：

　　鄱阳湖上都昌县，灯火楼台一万家。

　　水隔南山人不渡，春风吹老碧桃花。

　　南山崖和野老泉亦因苏轼和苏刻而闻名于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