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贞元年间（785—805）洛阳士子李渤与其兄李涉负笈远游，来到庐山，为这里的林泉风月所吸引，与结伴而来的五人在山南的栖贤寺内借僧舍谈书。七人情同手足，互相切磋，学业大进。世人倾慕，称该寺为七贤寺。

　　李渤是七贤中的佼佼者。他善于把旅游与读书结合起来，以匡庐的山泉陶冶自己的情操，增进自己的学识。他们由近到远，先游栖贤寺周围的断橹泉、赤眼泉、玉渊、三峡涧、栖贤桥；随后，他们又游到山的东面和西麓，游览了头陀寺、东林寺和西林寺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们来到四山环合，一水中流的卓尔山麓，见这里无常井之喧，有泉石之胜，是隐居读书的理想环境，“徘徊不忍去”。不久，兄弟俩就在此结庐读书，还驯养了一头白鹿。从此，人称此地为白鹿洞。

　　李渤兄弟在白鹿洞读书期间，江州的士子多次慕名前来求教。他俩也曾在此开堂讲学。不久，江州的士子又请兄弟俩到城里授徒讲学，地点就在府城东。

　　李渤兄弟的贤名传到了京城。元和初年（806—820）唐宪宗下诏李渤为左拾遗，出山任职，李渤辞而不就。后来，由于国子监博士韩愈致书李渤，劝他早日出山，应朝廷之征。信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朝廷士引领东望，若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。”韩愈是唐代杰出的古文运动的领导者。李渤得到他的器重，不好再推辞了，于元和九年（814）应诏进京作官，长庆二年（822）李渤又被任命为江州刺史。

　　几乎在这同时，李涉也应诏为陈许节度府从事，累迁太子通书舍人。他离开江州时，夜间在江上遇盗。盗问船乘何人，舟子回答：李博士。盗首曰：“若是李涉博士，不用剽夺，久闻诗名，愿题一篇足矣。”李涉欣然一书绝句：“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他时不用藏姓名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”盗首大喜，厚赠而别。

　　长庆元年（821），李渤来江州上任，第二年奉诏回京，在江州做了不到两年时间的官，但却为江州人民办了几件有益的事情。

　　李渤认为，朝廷不应当追缴36年前（贞元二年）江州地方所欠的4410贯钱。因为，连年水、旱、兵灾，江州百姓生活已经很苦了，他在向朝廷的奏疏中指出，江州管田2197余顷，现已旱死1900余顷。在这大旱之年，不顾农民的生活困难，听任财政官员的强征苛佥 ，甚至追邀36年前的欠帐，是不适当的。他要求朝廷全部蠲免。他在奏疏中明确表示：如果朝廷坚持要收这笔欠款，“特乞放臣归田”。在封建社会，李渤用辞职来为民请命，这是需要几分勇气的。朝廷对这份奏疏不得不表示“实为诚恳”，同意“所诉逋欠并放”这四千多贯欠帐一笔勾销，这对于减轻江州民众的负担，稳定局势是大有好处的。

　　江州城南门外有一片广阔的水域，当地称南门湖，年久淤塞，汛期泛滥，浸吞田舍。长庆二年（822）李渤倡议和主持疏导南门湖，筑堤建闸，植柳造桥，调节和控制水位，以利灌溉农田和方便行旅。从此，南门湖一分为二——南湖和甘棠湖，成为城内一大名胜。

　　李渤还在江州建造了九叠楼、高远亭等名胜，以便民众和游人浏览江州的湖光山色，可惜早年毁于兵燹。

　　李渤对年轻时隐居读书的白鹿洞十分眷恋。他任江州刺吏后，对白鹿洞旧居进行了修缮，广植花木，增置亭榭，扩充规模。从此，白鹿洞遂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，以后又发展成为我国一所着名的书院。过去，书院内有纪念李渤的先贤祠。

　　李渤是一个热心办教育事业的官吏。他在江州任上，除了恢复白鹿洞的旧居以外，还在府城昔日讲学的地方重建了景星书院；与书院相邻的湖就取名为景星湖。宋代苏轼曾在景星湖畔赋诗赞扬李渤“读书匡庐中，作郡庐山下，平湖浸山脚，云峰对虚榭。红叶纷欲落。白鸟时来下，犹思隐居胜，乱石惊湍泻。”

　　李渤关心民众疾苦，庄稼丰歉；曾作“悯农诗”。

　　李渤为人正直敢言，经常犯颜直谏。他无论在朝在野，都勇于评论时政，指陈时弊，仗义执言。李渤主张“有官则有责”，“当官应作事”，反对因人论事的官僚机构和办事拖拉的官僚作风。有一次他在奏疏中指责臃肿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种种祸害，提出“设官若不责其事，不如罢之，以省经费。苟未能罢，则请责其职业。”可惜，李渤的建议没有被朝廷采纳。李渤的性格如庐山的竹子一样，宁折不弯，知难犹进，直上凌霄，他不停地上奏章，揭露矛盾，指责评论，为当权者忌恨。他从江州回京不久，即贬谪桂州（今桂林）刺史。两年后，病归洛阳。大和五年（831）死于长安，终年57岁。

　　李渤作为一代贤吏，永远活在江州人民心中，他在甘棠湖上所建的堤、桥，至今遗迹犹存，供人凭吊。